特朗普以“削减逆差”为中心诉求，中美双方有多少回旋余地

　　首次中美全面经济对话近日落幕，中美双方发布的对话结果引起关注。中方外交发言人表示，双方在对话期间就中美贸易投资、经济合作百日计划和一年计划、全球经济和治理、宏观经济政策和金融业、农业等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达成广泛共识；美方则取消了原有的联合记者招待会，发布的内容重在重申削减贸易赤字。为解读首次中美全面经济对话，把握中美经济合作的正确方向，CCG于对话结束后举办了“从首次全面经济对话看中美经贸投资前景”研讨会。

　　CCG主任王辉耀，CCG高级研究员何伟文，CCG特邀高级研究员、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贸学院教授崔凡，CCG特邀高级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问题专家吕祥，CCG特邀高级研究员、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贸学院教授卢进勇等中美经贸、中美关系专家就本次全面经济对话、贸易赤字问题、中美贸易及投资前景等议题深入研讨。

从“战略与经济对话”到“全面经济对话”

　　在中美两国一百多个大大小小的磋商、对话机制中，“战略与经济对话”属最高级别。特朗普执政后，提议改变中美高层对话框架的表述，于海湖庄园会晤上建立了四个高级别对话机制：外交安全对话、全面经济对话、执法及网络安全对话、社会和人文对话。作为这四个高级别对话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7月19日举行的中美全面经济对话是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任后首次和中国进行的全面经济对话。

　　没有了“战略”两字，这与以往中美之间的高层对话有什么异同？CCG高级研究员、原中国驻旧金山、纽约领馆商务参赞何伟文表示，这一次的中美全面经济对话和过去小布什政府时期的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以及奥巴马政府时期的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其实模式上差不多，都是讨论经济中的跨国贸易、投资、金融合作等大的模块以及交换不同看法，打通分歧，寻求新机会。但这次的结果不太一样。

　　何伟文指出，中国发布的是比较正面的结果，这是符合实际的。而在美国商务部网站上，罗斯和姆努钦的联合新闻谈话非常简单，美国只是感谢中方同事们付出的劳动，重点是重申缩减逆差的首要目标，接下去继续要求贸易平衡这个海湖会上达成的共识，而且最后取消了联合记者招待会。“特朗普最不满意的是中国没有接过牌大幅度减少对美国的顺差。这是美国对华贸易的中心诉求。而我们的目标是框架性的、战略性的，我们认为达到了，但他认为还不够具体。”

　　CCG特邀高级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问题专家吕祥认为，之所以这次全面经济对话没有出现联合公报，是因为这个谈判的结果“不够好”，但没有到“不好”的程度，至少双方没有负面的言论。

　　CCG主任王辉耀进一步指出，这次对话中，双方均重视投资在双边经贸关系中的重要地位，美方要求中国进一步开放服务业市场，中方对服务贸易的互利共赢抱有信心。双方同意共同应对全球钢铁产能问题，同意加强民用高技术贸易合作，在特定前提下放宽出口管制，扩大贸易规模、促进贸易平衡。美方表示“中国认识到削减贸易赤字是双方共同的目标，双方将共同努力实现这一目标”。

　　事实上，美国贸易代表（USTR）莱特希泽7月19日宣布，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首轮重谈将于8月16日至20日在华盛顿启动，谈判主要目标就是寻求解决美国贸易长期赤字的方法，提高美国制造业、农业及服务业在加拿大和墨西哥的市场准入程度等。何伟文补充到，现在特朗普对几乎所有的主要贸易伙伴都是这个基调，中心诉求是削减逆差，而不是削减一点点，是要平衡，所有的条款都围绕这个中心点。

逆差减不下来，问题出在哪儿

　　中美贸易逆差问题由来已久。CCG特邀高级研究员、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贸学院崔凡教授指出，从中美双方数据来看，美国去年对华贸易逆差是3470亿美元，中国统计对美顺差是2508亿美元，两者公布时段稍有差距，但都占其总贸易不平衡数据将近50%（中国是5100亿的顺差，美国是7300亿的逆差）。

　　“看起来是巨大的贸易额，但从全球价值链来说，利益的分配是在美方的。”吕祥回应，美国出现贸易逆差是在1975年，四十二年来一直处于逆差状态，而且日趋扩大，这个问题的根源是美元本身。美国出现逆差是1973年美元脱离金本位之后成为一个不受任何羁绊的全球货币的结果。正如60年代“特里芬悖论”指出的经济学定理：一旦一个国家的货币成为国际主导型的国际性储备货币，它在贸易上一定出现逆差。

　　何伟文表示，我国其实在2005年就曾有过关于削减对美国逆差的政策，结果没减下来。问题在于，“美国对全球贸易逆差的水平是稳定的，但对中国的逆差大幅度增加。”美国对全球贸易逆差2005年是7723亿，到2016年是7367.94亿，逆差没有增长；而对中国的逆差2016年是3470.16亿，占美国全球逆差的比例由2005年的26.6%上升至47.1%。

　　“这并不是因为中国对美国的进口不积极或美国对中国的出口增长缓慢。”何伟文以另一组数据解释：2015-2016年美国对全球商品出口累计增长了61.0%，其中对中国出口累计增长了180.6%，也就是对中国出口的增速是对全球（包括中国在内）出口增速的3倍；进口方面，美国同期从全球的进口只增加了30.7%，而从中国的进口增加了90.0%，所以来自中国的进口也比来自全球的进口增长了大概3倍。而且，同期美国对中国出口增速（180.6%）是从中国进口增速（90%）的2倍。从这方面来讲，中国无懈可击，但中国占美国逆差的比重大幅度上升，问题就凸显出来。这个问题很难解决，因为它是全球价值链的问题。只要特朗普把这个作为中心诉求，对话就会陷入僵局。

中美有多少政策回旋余地

　　在崔凡看来，“短期内中美之间贸易不平衡问题确实没有迅速解决的可能性，美方没有太多的政策空间，中方也没有多少政策回旋的余地”。因为特朗普推出的几个政策和政纲在贸易不平衡问题上的效果是矛盾的。产业政策、货币政策都不太有利于美国贸易不平衡问题的解决，只能从贸易政策本身来演化，那就只能搞贸易限制措施，但这些措施也必须在美国贸易法律框架之下运作。特朗普的政策余地不是很大，他希望中国在开放方面做更多让步。而从目前短期来看，中国的政策也很难促进贸易不平衡问题的解决。中国也在修墙、搞基建，这就要有扩大性的产业政策，扩大进口，扩大贸易赤字的红利。以中国目前的发展阶段，如果中美经常项目大平衡，宏观经济上是承受不了的。

　　在美国贸易不平衡问题上，“关键政策上到底是强美元还是弱美元，对于美国来说是两难选择。”吕祥认为，如果是强美元，拿了美元以后可以买东西，才愿意向美国出口，而全世界对美元有需求，那美国还能主导世界。如果通过一系列特朗普所谓的操控，把美元变成弱美元的话，美国的出口肯定能有所增加，但同时美元购买力下降了，美元的国际地位也会丧失，美国对世界的掌控能力估计也有没有了。

　　何伟文强调，客观上讲，这个问题的症结不在中国，而在于美国。特朗普的思想是太过时的19世纪的思想，还是讲国与国之间的平衡，而现在已经是全球价值链和供应链了。根据何伟文的长期研究，美国的贸易逆差对美国来讲是可持续的、无害的，对其国际收支、经济增长和就业率都没有太大影响。

中美经贸发展的突破领域在哪里？

　　中美经贸关系格局在潜移默化地发生变化。崔凡表示，在全球价值链上，中间产品贸易涉及到各个国家的生产程度多年来一直在上升，但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出现了回调，现在全球价值链中间产品贸易的程度基本没有增加。在此过程中，全球价值链的格局日益形成三个轴心：美国、中国和德国。长远发展来看，美国制造业的恢复对中国来说不完全是坏事，也可能使全球生产组织效率回升，并使中美贸易由纵向关系向贸易、投资等横向关系发展。美国对中国的投资越来越不是为了节约劳动力，而是为了占领中国市场。

　　崔凡同时指出，货物贸易上的突破从法律和技术上来看是不可行的，而自贸区从技术上对美国有利，但从美国国内政治来说很难实现。所以，投资可能成为缓和双方经贸关系的突破口。他指出，美国财政部长表示有意愿重启BIT谈判，中国财政部副部长也表示可以理解美国的条例审查。如果BIT已经谈成，其他谈判成功可能性也会增加很多。中国在开放投资方面进一步压缩负面清单应该是有空间的。他预判，在全球要素、重大利益关系的诉求上，中国和美国之间在投资、国际贸易和自由化谈判等重点领域的共同点会越来越多，但具体产业之间横向的竞争会越来越激烈。中美关系的考量恐怕要突破美元传统改革开放的思维，向新的方向考虑。

　　何伟文也认为，美国的商界比较强硬，争取重启中美BIT谈判估计会得到特朗普的赞成，但现在有个客观上的时间框架：4月29日，总统秘书室要求商务部和贸易代表署对中美所有的贸易协定、投资协定进行审查，180天内向总统报告他才会考虑新的，也就是10月底才能写。不管时间点怎么样，中国应该积极推动和酝酿，可以和美国商界、大公司共同推动BIT，这可能有比较大的稳定性。

　　近些年中国对美投资增加较快，但今年以来中美对美投资格局出现新变化。CCG特邀高级研究员，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贸学院卢进勇教授分析到，一是规模下降，预计2017年对美投资下降到100亿左右；二是大的并购项目减少；三是房地产、酒店和文化等几个行业的调控幅度大；四是今年中国的对美投资和国内经济、产业转型结合得较为密切，现在企业投资寻求技术型的、产业链型的比较多。同时，美国的经济还在回暖，减税、基建投资和放松金融监管这三方面政策使企业界对经济的预期良好。长期来看，对美投资确实有比较大的增长潜力。

　　吕祥建议，中国可以通过经贸、能源、基建三位一体的联动合作模式发展经贸，拳头产品就是以美国能源输出能力为主体的扩大经贸的方式，参与它的能源开发，参与和能源有关的基础设施建设。除了这三方面，如果美国对中国大规模出口天然气的话，还存在对液化气运输船，接收它的港口，以及运送到目的地的管道，这些都需要投资和谈判。“其实能源合作也是政治合作，双方起码要有几十年的互信和合作，以及未来有多大需求量。现在一是双方有没有政治承诺，二是能源价格走势还看不清。”

　　王辉耀进一步指出，中美关系包含大量议题，牵涉利益重大，虽然双方在特定时期能达成的成果有限，但中美经贸在未来仍有巨大合作空间。CCG研究报告《中美基础设施领域合作前景广阔，为中美关系提供新机遇》也曾提出，中国在基础设施建设上拥有技术和经验优势，同时又是资本输出大国，特朗普提出的总额达1万亿美元的“美国基础设施优先”计划是美国经济复兴的重要抓手，在中国的支持下，美国的公私合营（PPP）模式有很大发展潜力。通过中国企业、金融资本参与美国基础设施项目，中美贸易、投资不平衡的情况也有望得到改善。

　　王辉耀表示，此外，旅游、留学、移民实际上都是中美经贸往来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在强调“对华贸易逆差”时并未将此考虑在内。中美全面经济对话应综合考虑出入境旅游、人口全球流动、教育等传统国际关系相对关注较少的“软议题”，正视中美两国在各自不同领域的相对竞争优势，从更全面的角度理解中美的“全球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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